采访／文: 蒋明倬

刘东华 / 创业家

刘东华 / 创业家

但只要换一个角度，对着他烁烁发光的眼神，狡谲的笑容，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个商人。刘东华有一切商人的特质—灵活、善于抓住机会、敢于冒险、对市场有敏锐感觉。他愿意接下杂志的理由是—他觉得好文章应该值钱，也应该有人为此来买单。1997 年，他开出的稿费是千字千元，万字万元。之前最贵的稿费是一个字两毛钱。你也可以说，他就是个卖稿子的商人。去年，刘东华做了人生最艰难的决定—创办正和岛，成为一个真正严格意义的商人。正和岛是什么？一个线上密闭的商人、专家交流的平台？一个只对高端人群开放的Facebook ？普通人无法进入那个世界，但依然可以猜测。刘东华天然地认为商人是中国最有价值的人，是“中国经济的脊梁”。他做《中国企业家》是为了描述这群人，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也是觉得商人需要有个组织，代表群体向政府和公众发出声音。正和岛不过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向这群人提供支持。接受访问前，刘东华刚从英国回来。他和柳传志、王石、马蔚华等几十个企业家一起访问了伦敦，拜访英国的企业、政要。现在，刘东华的关键词库里多了“世界”这个新词—中国企业家要向世界发出声音，世界也要了解中国的商人。

刘东华：改革开放一开始起到了释放的作用。释放生产力，释放人性。释放的效果又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人们发现居然创造价值那么容易，发财也那么容易，迅速出现了一批暴发户。那个阶段有几个问题。一是很多人财富的增长远远超越了个人素质和驾驭力的增长。另外，很多企业家把特定阶段的致富的方式想象成了常态。张瑞敏有一句话说“台风来了，猪都会飞上天”，猪以为自己有翅膀，实际上它不知道是台风让它飞的，台风一过去它掉在地上摔死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些企业的创始人都是能人。但一个企业想长久可持续发展，必须变成一种制度、一种流程。如果建立不起来，你的事业就因你而起，又因你而亡。企业家的局限就会变成企业的局限。进入21 世纪，企业面对的挑战加大了。人力资本，土地、环境各种资源成本都在加大，这时特别需要体制和市场的默契，而恰恰这十年出现了不默契，甚至拧着来。体制和市场基本是拧着来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基本上拧着来的。

刘东华：现在能出什么人？当然也会出个别的。但目前的环境确实特别不利。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想往公务员的队伍挤，这不叫倒退吗，大倒退。这十来年，其实一方面大刀阔斧地砍伐创造价值的动力，另一方面用各种方式诱发人们的不良欲望，这两个东西同时进行，很可怕。我觉得这么多年中国社会承受力挺强的。

蒋明倬 Esquire 专题编辑

刘东华：柳传志那一代企业家比较容易知足。这我跟柳传志、张瑞敏都沟通过。我以为他们一开始就有雄伟的抱负，没有。一开始他们只是觉得天天被捆着，现在松绑了看看自己能做一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儿就觉得很幸福。马云他们这批人当然好多了，赶上了小平南巡讲话。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波折，小平老爷子坐不住了，告诉大家一百年不动摇，谁想走回头路人民打倒他。所以才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十年。但再往前走，原来的社会积累的各种能量自然爆发的差不多了，需要提供新的能量，但又供给不足。我在2002 做企业家年会的时候就提出“重建秩序与规则的尊严”。 为什么现在的有些政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脸，它不尊重规律，它不尊重市场。

　　刘东华：他们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主体。要持续地创造财富和价值他必须是健康的，就是说他的价值观必须是健康的。但也不可能离开环境去评价他们。所有人都在呼吸肮脏的空气，你就不要希望他们是纯洁的天使。荒唐就在于，所有人都对好人要求无比之高，对坏人无比宽容。王石说万科拿地不行贿，就有人说他是骗子，伪君子。如果地产商靠行贿拿地，肯定所有人都说他该死，做权钱交易。就这样的环境，王石做成了全球住宅的老大。难道不值得被尊敬吗？而且中国主流民营企业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刘东华：当然没有，差远了。很多企业家都不愿意干了。就像这次去英国柳传志的几次演讲，都在讲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主流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十年企业家又被妖魔化了。顶点是2004 年的张郎之争。郎咸平代表的就是完全不承认企业家的价值和企业家精神的一批人，他的声音得到了很大呼应，理解企业家价值的张维迎倒成了千夫所指。

刘东华：是。但其实2004 年之前肯定就已经开始了。张郎之争就是标志性事件。包括后来的新《劳动合同法》，越来越不尊重市场规律，不尊重企业家。《劳动合同法》 主要的是劳资双方，至少你要去认真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好像他们完全就是坏人，专门和自己的员工过不去的坏人。

刘东华 / 创业家

刘东华：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的需要，世界也需要，这些人也需要。中国现在谁都不想忽视，谁都不敢忽视，但世界又不了解中国。中国商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一帮唯利是图的人渣么？一帮坏人，没有道德感的人，是那样吗？西方世界过去更多的看到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在说话，看到国有企业老总念稿子，民营企业家没有展示自己的舞台。这帮人本来是时代的英雄，但他们在哪儿有个客观形象呢？在媒体上、小说上还是在电影电视里面？他们主流的一个人格形象其实在哪儿都看不到。

刘东华：这不用我多说，每个人都有感受。人都要有最基本的安全感，还有做人的尊严、自由，还有子女的教育……安全感是心理上的。家里家当越多，对这个要求越高。如果你家里什么都没有的话，天下乱了你还可以抢点别人的，但如果你家里自己的东西多，这个社会又这样，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觉得你该死，随时都有人威胁你让你老实点，不老实给你没收了，总是有这样的感觉，那你想想，会做什么选择。我现在都用积极的态度看问题。我们深看一层，知识和财富精英的移民可能对华人在全球的地位和结构是一个有效的调整。将来中国国内也肯定会自我调整、自我纠错。全世界都有你的精英，跟本土又有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呼应，这不是很好嘛。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是最爱国的。中国人在外面发了一定想让家里人看看的，衣锦还乡。人人都想让祖坟冒青烟。实在没办法了他才会想离开，我觉得这是决策者应该认真反思的。

刘东华：对于中国最大的幸运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毛泽东的团队里面留下了邓小平，七十多岁了有机会推进中国的改革。另外是赶上了互联网这班车。通过它就跟世界联系在一起了。互联网的价值和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现在要谁敢把微博轻易关了，就可能就因为这一件事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刘东华：还是邓小平吧。邓小平对本质和趋势的把握能力是让人敬佩的，邓小平开启的这次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过去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悲剧。

刘东华：逐渐地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一方面是原来曾经感觉无限—经历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资源是无限的，一切都是无限的。四十岁以后就知道一切都是有限的，于是必须有个时间表。另外一方面随着人生修炼的加深，另外一种无限感却越来越强烈。我觉得人生修炼到一定的程度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是永恒，天人真正合一时就会产生无限感。

刘东华：我觉得是对生命本质的把握和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一方面做有限的事情，一方面在想无限的问题，比如说生死。我只要认定这是个真问题，是不放弃的。一直会追到我自认为满意的答案。我的方式是运用生活圈，在跟那些有智慧的人在交流的过程中体悟。我的幸运在于，我确实是和顶尖高手们沟通。

刘东华：未来一定会更好，因为现状已经不可持续。这次我在伦敦跟英国人说，中国和你们西方相比最大的奢侈是—你们真的不知道往哪儿走，真的迷路了。中国是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和应该走的方向，就是没有人好好走。你说我们多奢侈……所以我对未来还是持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